漫谈‘历史’与‘历史学’
引
很久很久没有写过中文的文章了，文笔退步不说，逻辑混乱没有条理句读不识真是抱歉。但是我觉得脑子里的观点还是很有价值的，无论怎么样还是写一写吧（笑）
从“白泽”讲起
上手yyc有一点年头了，里面一个很有印象的人物就是慧音老师：
作为永夜抄的三面关底boss，慧音老师的设定是化身为人类的白泽。所谓“白泽”，就是：
兽人中有着一位不仅拥有渊博的学识，更具备最为聪颖的头脑的成员，她的名字叫做上白泽慧音。她只要看到满月就会变身为白泽（×1顺便一提她是后天性兽人。）。
所谓的白泽，是会在治国有方的贤君面前现身，预言未来灾祸，并为贤君指明正确治国道路的妖怪。身为人类时，她的能力是将已有的历史全盘抹消；变身为白泽时，则能创造历史。
吞噬(隐藏)历史程度的能力，与创造历史程度的能力（永夜抄）
吞噬历史程度的能力（人类时）创造历史程度的能力（动物化时）（求闻史纪）
——thbwiki关于上白泽慧音的介绍
白泽的典故实际上出自于中国古典神话。在《轩辕本纪》中便有白泽神兽的记载，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
通晓历史，并为贤君指明正确治国道路的妖怪，这就是白泽的使命。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于历史学家这个名词的一个较为朴实的描述了。历史学家，即研究历史，并提出论断的学者。在古代乃至近代，历史的作用，都是给予后人以参考，并在很多方面提醒普罗大众不要重蹈覆辙。著名的有历史学意味的作品，有杜牧的阿房宫赋，苏洵的六国论，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各样纵横家引经据典用于说服王侯将相的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客观的，而对于历史的理解，或是说“历史意义”，则是和解析历史的人有关。这样的人而通常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解析历史这个过程，却极容易引入争议。一句极为著名的话，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便是这个。历史是客观的，然而记录历史的过程却确确实实是主观的。不同的人看待一段历史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会对拿破仑的功过争论不休，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印第安人后裔也同样会对西进运动的历史意义产生分歧。
历史与历史学
我不是所谓历史学家，我也不敢自称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了解比我广泛，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也比我透彻。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历史爱好者而已，也就是对“历史”有着比较浅显的认知，读过一些历史读物罢了。闲暇的时候也玩P社游戏，（已经被批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时代产物。）
我很感谢我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位UP主，B站的“稚嫩的魔法师”。魔法师本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在闲暇的时候推荐历史相关的书籍，带领听众拨开重重迷雾去阅读一本鸿篇巨制。关于他的一些代表性视频，有”拿破仑皇帝“，“西晋的灭亡”等。
我是抱着娱乐的心态关注魔法师的，入坑作品是他的“康熙王朝”（玩EU4的一个录像）。在完结的末尾，他例行推荐书籍的时候，他推荐了这样一本书：
宫崎市定的《雍正帝》。宫崎市定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日本历史学家，已故。魔法师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特地选出了前言中的这一段话：
如果读者读完此书后仅感到书中所写的确实是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可以说我的意图就完全以失败告终了。因为比起从过去的世界里不断地找出意想不到的事实介绍给大家，修正至今为止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历史图景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我非常喜欢这段话，某种意义上他解释了“历史”和“历史学”的不同。就像我在上文中说的一样，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人们的观点而改变；秦始皇修了长城，凯撒遭到刺杀，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天主教会的人被新教徒从波西米亚的市政厅窗户扔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情，而宫崎市定所说的“历史图景”，才是所谓历史学，并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需要修正的”历史学。为什么会有需要修正的历史学？回到上文中所谓“不同的人看待一段历史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会有新的发现。这并不是说，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书写历史，并且世人只会记得成王败寇；“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历史观念，在我看来更多程度与一个时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价值观
世人在不同时代的价值观，会导致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看法有着极大的差别。时至今日，我们偶时依然秉承着我们深信不疑但是实际上漏洞百出的观念。
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便是历史老师。她在第一节课上讲，”history”这个词，就是”his story”。他人的故事，引发我们的深思。她在讲完这个之后，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本书：
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惭愧，高中时候我一直没有看这本书，直到上了大学那一年抽空看了这本，犹如醍醐灌顶。
茅海建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琦善卖国”。琦善，晚清重臣，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与林则徐等人形成鲜明对比。
原先主剿的琦善在白河口见英军“船坚炮利”，下令撤退炮台守军，并派广东人鲍鹏去穿鼻洋（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同时，查理·义律步步进逼，更亲身前往虎门勘测地形，并向琦善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初时琦善并不敢答应割地的要求。
在当世看来，琦善当然是卖国贼，千刀万剐犹不为过。然而，在序言中，茅海建对于琦善的所作所为做了详尽的考察，从实体的史料，到人物对话录，再到抽象的人物的心里剖析，琦善从一个“卖国贼”的符号，逐渐变成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人，仿佛就置身在我们的面前。假若真是如此，我们站在他的面前，难道我们有勇气呵斥他，“你个卖国贼”吗？
难道我们不会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会被称作“卖国贼”的缘故？他真的干了伤天害理之事？如果换做我站在他的位置，看着英国人开着远胜于大清水师的船只叩开国门，我会怎么做。我不是圣人，诚然，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我也许会和琦善一样。
大清上下，如琦善这般人，比比皆是。难道我们可以说，琦善便是一个卖国贼？他难道没有任何能力，仅凭自己的胆小，就要背上卖国的骂名？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琦善的审时度势和他背负的罪孽，完全不成正比。那么谁最应该背鸦片战争战败的耻辱名号呢？
当我们仔细思考了此般问题后，我们确实会发现，“时至今日，我们偶时依然秉承着我们深信不疑但是实际上漏洞百出的观念。”琦善卖国，仅因清朝史官大笔一挥。结合清朝，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不难想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正在发挥作用，这也是茅海建老师在前言中点破的：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念，即贤人当政，国家兴盛；小人当政，国之将亡。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论断，这和西方历史的meritocracy，即贤人政治息息相关。然而，如何评价贤人和小人？是因为贤人把持朝政而国家兴盛，还是因为国家兴盛所以把持朝政之人被称作贤人？到底是谁，在操持着这把度人之尺呢？
是一国之君，在中国，就是皇帝。若是把持朝政之人导致国家衰亡，则持政大臣必然要背上黑锅。在想明白这一点后，便不难想到，为什么琦善要背上卖国恶名了；因为忠君报国，是中国传统；君主神圣无比，绝无可能犯错；犯错之人，必是周围的小人。想想吧，君主手握大权，中国上下五千年从无一次犯错，如是犯错必是小人当政，从而成为昏君。仔细思考这个逻辑，难道不觉得漏洞百出？实际上这种内阁问责体系问题，正是和中国的君主专制体系息息相关。若是君主被架空权力（君主立宪），那么这种小人贤人论便烟消云散，因为持政之人如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要么被弹劾下台，要么引咎辞职。
这就是茅海建老师在前言中所讲的，当时我读这段，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一般。宫崎市定说的果然不错，即使是在现时，忠君报国的思想依然深入中国文化；戏曲作品，文学艺术中无所不包。然而在君主胡乱指挥之时，没有人想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犹如房屋中的大象一般。著名的例子有土木堡之变等等。而即使是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我，也难免被这样的“历史图景”所形成的错觉所诱导。
在书中的正文部分，茅海建老师逐步向当代主流的鸦片战争研究的价值观念开火；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并不敢直面当时的历史，而拉几个替罪羊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草草了之。没有人会想，若是如日本一般，在黑船事件之后引进新式技术，改革政府会如何；也没有人会想，大清如此高等的哲学教育（儒家思想）下，是否缺失了一些其他教育要素。我们所知道的，只有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应当归咎于不任用林则徐，而任用琦善；然而，若是任用了林则徐又如何？恐怕林则徐就要成为另外一个“卖国贼”了！
就连当今价值观下，看待如此近代的历史问题都有这般拨云见日的感慨。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历史学的普及到底停留在多早的起步阶段。
后记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自己最近在看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这是我看过的第二本如同《天朝的崩溃》一样的书籍，引经据典，改变我们对德国从一战之后转向法西斯的各种错误历史观念。
我很佩服历史学家们；他们总是能够看同样的史料，但是跳脱出我们所倚仗的框架。读史可以明智；并不是说，我们要如同囫囵吞枣一般人云亦云地表示如同孤岛历史学家给我们预设好的思路一般的思路途径；而是要站在后人的眼光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视他，放到自己身上试一试，质疑所谓的“合理性”从而改变宫崎正定所说的“历史图景”。批判性思维莫过于此。